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只有在忧患意识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两种条件，全都努力地往下传递，也不会有永续的家业，那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罢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毁，就像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一样，任何家族的历史，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来打断其本身一厢情愿的、希望无穷延伸的进程。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属历史中的一个瞬间。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才曾独享过这样的珍贵骄傲：任何帝王家——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只能传承一个王朝，而不会享有永续的江山，唯独出了圣人的孔门，才堪称“万世一系”。只可惜，后来在西方的强烈碰撞下，竟然连孔门也被毁弃了。当然，看看最近来自民间的“国学热”，就会知道对于孔子的尊敬，仍然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倒是当年嚷嚷着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与名声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沦为公众的笑柄。
无论如何，只有在上述忧患意识还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所以，孟子讲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那绝对是至理名言——对于一个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家族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甚至对于全体人类，也同样是这样。
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
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个基本社会组织，当做了最小的文化单位，并且基于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与形态。这显然反映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
为了强调这种基于家庭亲情的价值，儒家往往会告诫社会成员说，只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也就会自动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也还会有各种例外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精巧的道德暗示，还是有效地制造出了人们的文化前理解。
还必须提到，尽管那的确是“特殊主义”的，却又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度，大多都保藏在这些传统的世家中。出身于这样的家族，当然更会讲究地“穿衣吃饭”，不过这种“家学渊源”的教养，却更表现在对高雅文化的传承中。反之亦然，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望族，自然会使社会更加平均化；然而在这种平均化的过程中，全社会最精致深厚的文化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都趋于“粗鄙化”。
更加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讲，儒家进一步认为，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延续的自我，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而绝不会心存“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妄念。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所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哪怕这种超越仍然难免是有限的，但它仍会带来相当积极的文化成果。
整个社会肌体的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
只可惜，自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来，从重新解释的《红楼梦》，到膜拜西风的《家》《春》《秋》，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申诉家庭、特别是大家族的负面效应。
由于这种最基层的社会细胞，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致命伤，中国人便误把所谓“易卜生主义”，当成代表先进文化的观念——从此以后，他们都开始变成失去高层价值理性控制的杨朱，就像中国老话所讽刺的，开始“一个人吃饱，一家人都不饿”了。
而此后的继续革命，则在不断去扩大这种破坏作用。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曾在《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尽管同属于“五四”之后，但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蚀，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与功能，就远比当今台湾的家庭规模与功能更差，尽管后者的现代化程度相形更高。
可惜在实际上，没有家庭作为支撑的社会，没有亲情滋养的人际，将会祸害无穷。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是大家公认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过，也许大家还没有想到，整个社会肌体的这种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反面的惨痛教训，来重新体会儒家的教诲，才会看破当今社会的困局。（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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