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新京报》3月5日）。

    倘若身处局外，以公允的眼光去看，解决异地高考，无疑对打破目前高考中存在的户籍壁垒等不公平现象有破冰意义，是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也是顺应民心的。所以，那些对此充满期待的人们，在看到这则消息时，怕是如同被浇了一桶冷水，不可避免地要失望了：不影响京沪考生的所谓“权益”，又如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异地高考，从而彰显教育公平？

    恕我直言，所谓京沪考生的“权益”，实在经不起推敲，相当令非京沪籍的国人“羡慕嫉妒恨”。我有一同学的同学，其成绩中等偏上，若在本省，也不过能考上普通本科而已，然而人家“拼爹”给力，得以“移民”京城，堂而皇之步入一名牌大学，令旧日同窗望尘莫及，大有“恨爹不成刚”之憾。相信诸如此类的事情十几年来大家已经司空见惯。其中是非曲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又要享有最少的竞争压力，这就是他们的“权益”，只是剖开来一看，不过是“特权的好处”罢了，其实质与“高干病房”等一切“特供”无异，均非基于“人生而平等”理念下的正当权益。保护这样的权益，就是在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就是在蔑视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文明社会里令人深感荒诞和悲催的黑色幽默。

    其实，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未必非要纠结于户籍壁垒。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这个壁垒太过顽强，若是等待下去，怕是要等到花儿也要谢了。熊丙奇先生所呼吁的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变高考为社会化考试，实现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另外一种途径。并且，如果后者得以实现，对于进一步打破户籍限制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许这会引起更强烈的教育不公之忧虑，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乱糟糟的民国尚且可以这样做，并且在那样的教育体制里也涌现了群星灿烂的人才，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裹足不前呢？

    自然，纸上谈兵易，实践起来难，但无论如何，一个改革者，最重要的莫过于首先要坚持理想、坚守原则。如果在教育改革中回避社会公正，不敢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乃至要维护这“奶酪”的合法性，又如何能让人看到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