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郭德茂寄给自己老师的新年贺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先生一直是有信必回，“每年寄给先生的贺年卡，他都会用一根细绳穿起来，挂在书房的墙上”。
此番情意，只能留作缅怀。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很多年轻的学子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或许不知道王运熙是谁，但大都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本书以及他的一系列文论研究著作，影响深远，是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基础、开启无数法门的典范之作，几代学人都是读他的论著成长起来的。
在20日举行的追悼会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学者、学子向这位坚守学术研究70年的学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在复旦大学校园里，悬挂起学生亲手所折的一只只千纸鹤。
鹤兮归去，清风犹舞。
少年成名，白首未改初衷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家住杭州湾附近，因此常常听到海湾中潮起潮落的声音，他的书斋“望海楼”也由此得名，用他的话说就是“身居闹市，也见不到海，聊以寄托怀旧之情而已”。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经、史、文重要典籍。
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20世纪5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师资队伍实力雄厚，聚集了以“十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而在“十大教授”中，有6位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除原有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位外，还有经院系调整来的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
王运熙在中文系耳濡目染，沉淀积累，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他的学生总结王运熙一生的学术道路为“三个时期，两次转向”。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他主要致力于汉魏六朝研究，重点在乐府诗。他的论文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当时他还不到30岁。
对汉魏六朝文学深有研究的余冠英看到《六朝乐府与民歌》书稿后，非常赞赏，并评价为“有系统地研究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的第一部著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运熙的研究转向唐代文学研究。
在当时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如陈寅恪、萧涤非、任半塘、林庚、刘大杰等大家尚在，治学各有特点。王运熙在群星璀璨的时候，敢发前人之所未发。31岁那年，他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就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与郑振铎、陈寅恪商榷。王运熙认为唐传奇并非是古文运动的产物，而是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同时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古文家也并未借助传奇来推动古文运动。
这样的结论在当年引起一些争议，以致引起中文系内一位崇敬陈寅恪的老师的不满，但王运熙仍然坚持己见。半个多世纪后，很多学者认为王运熙的结论更为真实可信。
上世纪60年代前期，王运熙因为参与到刘大杰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学术研究转向古代文论领域。
为了加强学科研究力量，1978年王运熙开始组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已离开复旦的黄霖被召了回来，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的黄霖告诉记者：“他对每个人都很好，我并不是所谓的‘嫡系部队’，也不是他带出来的学生，但是他对我的关爱培养是我永生难忘的，我两个大恩师就是章培恒和王运熙两位先生。”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文革”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版了王运熙编写的上册，刘大杰在“文革”中去世，后续任务就落到了王运熙肩上，王运熙大胆启用青年学者，让黄霖负责小说、戏曲部分，最后由他来审稿。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获得国家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高校文学批评史学科必读书目。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将由王运熙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该书第一册的编写工作，正处于‘极左’风气之中，王先生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保存了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唐代文学研究名家陈尚君认为。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学有所专，不做三脚猫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的学生吴兆路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求学时，王运熙曾写了一幅字送给他，内容是韩愈《劝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当时可能感觉到我乐于交游，没有专心读书，因此写这幅字让我自警，先生的深意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
王运熙在和学生交流时，常常告诫他们应有所专心，不要做三脚猫。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例子是——
“1947、1948年间，物价飞涨，我曾经在私立勖进补习学校兼教一点语文课，所得不菲，陈子展知道后，竭力阻止我去兼课，让我有较充裕的时间认真读书，他认为出去代课，经济上暂时富裕了，而学术上则会长期贫乏。”
“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这是悬挂在王运熙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写出了他对于育人、读书、做人的自我期许。
复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复旦中文系的治学传统能够薪尽火传，绵延而不坠，实有赖于王运熙等老一辈学人的坚守。
教导学生时，王运熙十分重视宽视野，厚基础，强调文史结合。他跟学生提到，系统地阅读有关史书，对文学研究益处很大。“我研究乐府诗时，读了《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后，发现不少记载表明六朝贵族喜欢听吴声、西曲这类通俗乐曲，爱用谐音双关的隐语进行酬对和嘲谑，这为我理解吴声、西曲打开了一扇大门。”
王运熙常对学生讲三句话：“学习古代文论一定要学好古代文学”、“打通文史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他曾说：“我问学之初，曾跟随蒋天枢学习《总目提要》，体会古今学术的变化和学术评价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在《总目提要》中得到的学术启发，比任何一位老师都要多，而他平生学术力求持论平允，也深受《总目提要》的影响。
王运熙重视学生的治学根底，忌讳空谈理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曹旭仍然记得，在招收他之前，王运熙曾在三个不同场合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文艺理论喜欢不喜欢，擅长不擅长？”曹旭回答：“喜欢却不擅长。”又问：“古代文学作品喜欢不喜欢，能不能背诵？”曹旭回答：“喜欢能背诵。”现在看来，曹旭认为，这反映出王先生反对空讲理论，他担心学生用文艺理论来套古代文学研究，从概念到概念，这和他的治学路子是不一样的。
王运熙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格。一位学生回忆，在王运熙上课时，他与邻座的同学窃窃私语，被王运熙发现，于是立即问他：“‘所向无空阔’是什么意思”，“当时全场肃然，我亦忐忑，‘口噤闭而不言’。”先生不怒而威的样子让这位学生记忆犹新。
对于学生晚辈，王运熙平时并没有太多感情流露，然而发自于内心的鼓励和关爱，却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在王运熙晚年，有一次黄霖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不能说话。黄霖当时由于忙于工作，身体消瘦。临走之时，口不能言的王运熙突然很大声地喊出：“黄霖！你要好好休息！”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惊。提到此处，已愈古稀之年的黄霖眼睛湿润了。
求实即创新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道：“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
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他说：“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学者应该在读书中发现问题，绝不应该有了题目再去找资料。”
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
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
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杨明告诉记者：“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何奇警之处，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光辉。当时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含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
王运熙做学问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见。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承学告诉记者：“先生的文章就像一块宝玉，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当时看似奇特，后来却站不住脚，而王先生的观点却显得准确而精当，经得起推敲。这种学术生命力令人称奇。”
王运熙服膺《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淡泊一生，温润如玉
在学生的眼中，王运熙外貌清癯，衣着简朴，常穿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或中装，平时不苟言笑，在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浅浅一笑。恰如他所研究的《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内涵——风清骨峻，得其精神。
王运熙的儿子王宏图回忆道：“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要求，让我知进退，懂放弃。”据王宏图回忆，王运熙也喜欢写一些新式小说，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在现代作家中，他尤为喜欢沈从文，沈从文那种恬淡安静的笔触正是他所向往的。
王运熙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地位也不断提高，“虽然如此，先生却一直很低调，对名利看得很淡，生活极为简朴。”杨明告诉记者。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吴承学清楚地记得——
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王先生的家越来越显得陈旧。多少年来，先生家中的用品没有多少变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饮食也非常简单。前几年我到王先生家，他一定要留我吃饭。晚餐是师母做的，每人一碗速冻水饺，吃得很开心。
虽在斗室，王运熙却甘之若饴。学生们常常到老师家中上课，因其视网膜衰退，视力减弱，学生便把文章心得念给他听。他再根据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不对学生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问题是这样理解的。”对学生，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非常委婉。
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先生并不是甘于寂寞和清贫，而是不知寂寞为何物。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吴承学说出了他的看法。
王运熙极为淡泊，对名利并不在意，也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有一件事让他的学生曹旭记忆犹新。
1996年夏天，两人去黄山开会，当时与会者乘坐两辆旧中巴车，曹旭与王运熙并排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因天气炎热，车窗尽开，前车所带起的尘土滚滚涌进，曹旭愤然说道：“要是我开车，我一定要超到前面，让前面那辆车吃我的灰。”王运熙轻描淡写地说：“你超到过这辆车，再前面还有车。”整车的人都笑了，只有王运熙没有笑。
王运熙极有修养，为人宽厚谦和，极少有激动的时候。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90年在南京开会，南京大学举办本校前辈学术成果展，不小心把王运熙与本校顾易生、徐鹏合作署名“王易鹏”的《古代诗歌选》四册，当成南大王易的著作。有人问及，先生不以为忤，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不是里面插图是他们画的？”
王运熙年轻的时候就患有眼疾，视力衰退。20多岁时，晚上读书就很困难。他常感叹：“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能徒自惋叹而已。”然而在学生们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读书不辍的人，他伏案苦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晚年的王运熙曾对学生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