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前行CFP供图
《决定》再次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任务，要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和捐资激励制度等。
■杨东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申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任务，其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再次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任务，要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和捐资激励制度等。
尽管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政府具有举办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定责任，但同样需要认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功能，通过改善政府治理和创新管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举办教育的格局。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仍有一些突出的短板，尤其是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压力仍然很大。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政府教育责任的同时，也存在某种误区，教育发展存在一种结构性失调：教育资源仍然不足，同时又高筑门槛，限制海内外资金和社会力量进入，有心办教育的人往往无权办教育；民办学校、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对经费、用地、学生规模的要求过高；近年来，教育经费中来自社会捐赠的比例一直在减少；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改善。因此，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加大教育对内对外开放，扩大社会参与，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为此，特别需要深化对政府管理功能的认识。近些年来，在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加、教育公共服务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政府转型的目标往往会被忽视，甚至出现了行政权力不断集中，行政化、官本位价值得以强化，“巨型学校”造成“行业垄断”，对学校“无微不至”、过度干预等现象，背离了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这些都成为当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对象。
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和包办，教育不能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自家的事。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包揽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弊端，一直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政府转型的要求是“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具体是四个“加快形成”：“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即通过简政放权，将学校的还给学校，将地方的还给地方，将社会的还给社会，将人民的还给人民，使教育更加开放，真正成为人民能够参与、全社会共同举办的一池活水。这恐怕是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重要的制度性前提。
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改善政府治理的另一方面，是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向学校赋权、向家长和学生赋权，实行管、办、评分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第三方独立评价等多种手段，促进社会自我管理，构建以政学分离、学校自主办学和教育家办学为特征的新型政校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将从“运动员”向裁判员、教练员转变，从自己直接举办教育，转变为制定标准、检查监督、维护市场秩序等更为基本的管理服务。
在我国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过程中，仍然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如何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的教育和对多样化、选择性教育的需求。在利益多元化、全民教育和学习化环境的社会格局中，其间存在的需求矛盾将会日益突出，政府治理必须适应这一变化。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由政府举办的公办学校，提供以义务教育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种保障性的教育，它不能够分为三六九等，必须一视同仁。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性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可以通过公办学校之外的教育市场去满足和提供。这是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功能和分工。我们所说的“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也就是这个道理。因而，当前的政府转型，迫切需要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改善教育服务，形成社会化、竞争性的提供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教育产品，满足公众多样化、选择性的教育需求。
通过放权改革提升公办学校的活力
中小学出现千校一面、高度同质化的现象，是由于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是“教育局办学”而非“教育家办学”。如何焕发公办学校的活力、改善品质、办出特色、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公办学校面临的共性问题。
为此，欧美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进行的学校改革，可以作为借鉴。美国的特许学校、英国的自由学校、中国香港的直资学校，其基本模式大致相同，即在不改变学校公办性质的情况下，将学校交由一些团体、企业或具有教育理想的个人管理，地方教育部门与之签定合同，按照合同评估和检查其办学质量，到期后达到要求的续约，不符合要求的停止执行，收回学校。特许学校由政府提供所有经费，但在教师聘用、经费使用、课程设置等方面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另一类改革是实行“校本管理”，将教育决策权从州和县转移到学校，由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负责预算、人事和课程安排，通过教师、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参与，为儿童创造更为有效的学习环境。
近些年来，我国中小学开展的主要是新课程改革。当前，可能需要一场深刻的转变：从课程改革深化为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因为学校是最基本的办学载体，学校没有活力，教育改革就难以真正落实。中国具有全社会重教兴学的传统，今天也有许多教师、家长、社会组织、培训机构具有强烈的办学热情和能力，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委托管理的改革，将一部分中小学交由他们管理，将会有效地转化薄弱学校，提升教育质量，同时增加教育服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再现历史上教育家辈出的生机。可以在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通过试点，启动这一改革。
宽容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知识经济时代出现的网络公开课、大规模在线教育、自主学习等社会化学习方式，正在深刻改变学校教育的面貌。部分高学历家长不满学校的应试教育，开展“在家上学”等自主教育的探索，也是世界各国具有共性的教育现象。在我国，这种“在家上学”往往发展为几个家长联合自助的微型学校；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家长自助的微型幼儿园、看护点等也层出不穷。
如果囿于已有的制度规定，这种自下而上、自发生长的教育形式可能于法无据；但是，如果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对民间的教育生长采取宽容和扶持的态度，就可能有不同的结果。研究表明，真正意义的教育创新往往发生在非主流的教育边缘——想一想网络公开课、“慕课”是怎样发生的吧。这是因为政府举办的正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规范性、统一性，它只能做对的事而不能犯错。在网络社会和学习化时代，面对自主性学习、社会化学习等大量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时，政府应当如何作为呢？也许，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营造允许创新的土壤和社会环境；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使得制度具有能够适时地吸纳、转化社会创新成果的弹性和灵活性。当然，这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探索和学习的。（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