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

文/程美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贫富分化是人们普遍反感的社会现象，它违背了人类追求平等、正义的价值原则。但是，贫富分化却一直与人类文明史相伴随。不仅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如影随形地存在，无论是欧洲、北美这些当今发达的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

    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认为，一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尔后是暂时的稳定，随着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可见，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

    19世纪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虽然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分配就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对此，曾两度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英国当时的贫富差距，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可以获得直观的感受：“伦敦有５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便士（一英镑=100便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很多的所谓夜店里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啊！每一间屋子有４到６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４到６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而有的贫困区却紧挨着“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和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恩格斯的这段文字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贫富差距状况。有学者研究表明，从1809年至181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比1759年至1768年降低了35%。

    法国在19世纪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仅1850年到1914年社会财富就翻了一番，但贫富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根据遗产申报的记录，在1902年至1913年，37%的法国成年人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在拥有财产的人中，最穷群体拥有财产的平均值与百万富翁们的差距是1:10000。20世纪初，财富集中的趋势明显，1911年在巴黎最富裕的人拥有67%的财产，中等财富拥有者的财产占总财产的30%，比1847年的45%还低。

    1861年美国成年男性中的穷人（标准是拥有财产不到100美元）总数有271万，占成年人总数的57%，占全国人口约9%。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警戒线。

    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阶段，很多国家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甚至愈演愈烈，这突出地表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1960年至1970年是巴西经济起飞阶段，但它的基尼系数也不断在增长：1960年为0.5、1970年为0.565、1980年为0.588、1990年为0.604、2001年为0.586。1960年，该国5%最富有人的收入相当于50%最贫穷人的17倍，而在1976年是33倍。

    由此可见，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现在已经居于发达水平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贫富分化的阶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千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绝对的公平，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先例。

    当然，这并不是让我们不重视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但一定要立足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1911年，英国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国家财富的69%，1946年已减少到50%，1951年再减少到42%，1977年只到24%。1953年到1973年,最贫穷的5%及10%的人其实际收入都提高了75%。加拿大、北欧诸国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成效更加显著。但所有这些将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实现的，在贫穷落后的状况下是不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