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抓住社会建设的机遇期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刘树成
文/ 柯进
刘树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十一五”、“十二五”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经济研究》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
刚刚过去的2012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双双“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但是，企业收入的增速却大大“跑输”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结合2012年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表现，近期国内外经济学界对2013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众说纷纭。根据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由超预期回落到初步企稳回升的分析，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预判：2013年，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呈现略高于8%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未来5年，经过努力，有望使中国经济在8%至9%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运行，走出一种较为平稳的、锯齿形缓升缓降的良好新轨迹。
“中国宏观经济未来5年的这种发展走势，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刘树成在全国两会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宏观经济相对平稳的发展走势对于公共事业是一个利好消息，它或许能为满足公共财政在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刚性支出奠定比较好的基础。就教育而言，未来5年或是一个比较好的改革发展机遇期。”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重回“8时代”
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牵动着世界经济的敏感神经。已经过去的2012年，中国经济在向世界交出一份企稳回升的满意答卷的同时，国际经济学界、媒体再一次将闪光灯的聚焦点转向中国。
2013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中国经济能不能回升……
面对一连串悬而未决的疑问，刘树成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又面临一次新的回升机遇，但背景已与1991年和2000年这两次大不相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目前世界经济已由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告一段落，开始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月同比增长率，从2012年9月至12月，连续4个月小幅回升。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也在2012年第四季度出现回升，为7.9%。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从微观层面看，在宏观经济运行刚刚出现回升苗头的初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行业、企业，已开始感受到回暖，恰似“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其他许多行业、企业，还没有立即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态势还处于“乍暖还寒”的局面。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2013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刘树成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全面分析中国经济波动趋势和规律。比如，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这一轮经济增速连续10个季度下滑，是决定经济运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走向的诸如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投入、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趋势性因素，还是影响经济运行在短期内波动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抑或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如果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因素的作用更强、更重要？
如果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只是趋势性因素在起作用，而没有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那么，2013年经济增速就只能继续往下滑，而没有可能进入回升通道。因为由各种趋势性因素的变化（比如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所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入了下移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十二五”时期会下移，“十三五”时期会继续下移，因此，2013年的经济增速就只有下滑而不可能回升了。
刘树成分析说，中国经济本轮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虽是共同起作用，但作用的特点不同，即作用的性质、角度和方式不同。因此，一方面，我国要重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长效的体制机制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经济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
通过对多年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大量研究，刘树成研判，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这既不是简单的大落又大起的“V”形或“U”形轨迹，也不是大落之后很长时间内恢复不起来的“L”形轨迹。具体来说，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小幅回升至8.2%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而不过高，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小幅上升。
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刚刚呈现企稳回升态势的背景下，刘树成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回升空间，但不需采取力度过大的刺激政策，要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适时微调、预调。
经济适度回升将为各项改革提供驱动力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速适度是最佳状态。经济增速太高，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而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
据刘树成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现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8%应该是一个基本底线。如果低于8%，经济运行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各种困难而难以持续。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速适度是最佳状态。经济增速太高，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而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刘树成说，经济增速太高，如冲高到10%，既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会带来高速度、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低技术、低质量、低效益的“六高三低”的粗放型增长问题。这也是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现在，我国要实现转方式和调结构，无疑就要把过去那种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
为什么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呢？
刘树成说，经济增速偏低会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市场上弥漫悲观预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亦下滑。就企业来说，企业是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基层主体。如果企业利润增速下降或负增长，市场上又弥漫着悲观预期，市场前景不明朗，企业就没有信心和能力去转方式和调结构。而转方式和调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是纸上谈兵，不只是转变观念问题，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需要投资支持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减排等，都需要投资。在经济增速偏低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是不愿、不敢去投资，二是没好项目去投资，三是没钱去投资。现在，人们常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使企业加快转方式和调结构。但实际上，“倒逼机制”的压力是在经济下行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低位运行时暴露出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要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在宏观经济回升的大环境中，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前景看好，市场信心恢复，这就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企业转方式和调结构。
“经济增速偏低，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以及影响就业的扩大，而且还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以及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都会遇到困难。”刘树成说，“同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很强，财政收支矛盾将会突出，还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影响。”
2012年，随着经济增速的低位运行，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降。2012年1至12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2.8%，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12.2个百分点。
刘树成认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个季度或以上维持在偏低水平，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除影响企业利润、市场预期、国家财政收入之外，还可能滞后影响企业职工收入和就业。因此，当前我国需要摆脱经济持续偏低增长的局面，有必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经出现的经济适度回升态势，为推进转方式和调结构、推进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今后，我国城镇化再不会像1995年至2012年那样以年均1.38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但若将目前的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52.57%提高到60%，估计每年以0.7个百分点提高，还需10年的时间。
党的十八大后，城镇化成为国内外经济界探讨中国“新四化”的一个热词。
“城镇化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空间还很大。”刘树成认为，在未来5年的这一轮经济回升中，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目前，我国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虽然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但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进城农民，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同时，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还跟不上，“城市病”多有显现。
根据刘树成的分析预判，今后，我国城镇化再不会像1995年至2012年那样以年均1.38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但若将目前的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52.57%提高到60%，估计每年以0.7个百分点提高，还需10年的时间。加之，还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将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潜力。
刘树成说，从“转方式”的角度来说，城镇化有利于扩大消费和投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的扩大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因为要为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相应的产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这些都需要扩大投资。从“调结构”的角度来说，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的角度来说，城镇化需要在改革攻坚中推进，它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大学生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
在当前和未来5年的这一轮经济回升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好进入一个调整转换期，产业结构调整后，吸引劳动力的就业弹性系数在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未来5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这种发展走势对于大学生就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刘树成认为，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放慢时，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反而增加，这意味着反映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发生了变化。因此，未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比如2010年经济增速为10.8%，新增就业岗位1068万个。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放缓至9.2%，就业岗位反而新增到1221万个。2012年经济增速虽然只有7.8%，全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345万个，但新增就业人数却达到历史最高峰，为1266万个。这一数字，甚至比1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时所增加的1204万就业岗位还要多。
“经济放慢，反而就业总量显著增加了，这与经济放慢时，第二产业放慢、第三产业加快相关。而每次经济加快时，主要是工业拉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拉动就业的作用相对并不明显。”刘树成认为，在一般的条件下，服务业发展加快，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比同等条件下第二产业的作用要大一些。在当前和未来5年的这一轮经济回升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好进入一个调整转换期，产业结构调整后，吸引劳动力的就业弹性系数在发生变化。对于就业影响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趋势，现在很难做出准确的预判，但基本趋势依然是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了，但需要就业的人数仍会增加。而这种态势需要经过大概4至6年的调整期后，需要就业的人数才可能减少。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1%，增速与第二产业持平，尽管增加值与第二产业还有一定差距，但这改变了过去多年来第三产业增速低于第二产业的状况。
据了解，我国“九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比“九五”时期少56万。
下一篇 大学应牢固树立大质量观 |
